這組《雜詩》，實即“不拘流例，遇物即言”(《文選》李善注)的雜感詩。正如明黃文煥《陶詩析義》卷四所云:“十二首中愁嘆萬端，第八首專嘆貧困，余則慨嘆老大，屢復不休，悲憤等于《楚辭》。”可以說，慨嘆人生之無常，感喟生命之短暫，是這組《雜詩》的基調。

 

　　這種關于“人生無常”“生命短暫”的嘆喟，是在《詩經(jīng)》《楚辭》中即已能聽到的，但只是到了漢末魏晉時代，這種悲傷才在更深更廣的程度上擴展開來，從《古詩十九首》到三曹，從竹林七賢到二陸，從劉琨到陶淵明，這種嘆喟變得越發(fā)凄涼悲愴，越發(fā)深厚沉重，以至成為整個時代的典型音調。這種音調，在我們今天看來不無消極悲觀的意味，但在當時特定的社會條件下，卻反映了人的覺醒，是時代的進步。

 

　　“人生無根蒂”四句意本《古詩十九首》之“人生寄一世，奄忽若飄塵”，感嘆人生之無常。蒂，即花果與枝莖相連接的部分。人生在世即如無根之木、無蒂之花，沒有著落，沒有根柢，又好比是大路上隨風飄轉的塵土。由于命運變幻莫測，人生飄泊不定，種種遭遇和變故不斷地改變著人，每一個人都已不再是較初的自我了。這四句詩，語雖尋常，卻寓奇崛，將人生比作無根之木、無蒂之花，是為一喻，再比作陌上塵，又是一喻，比中之比，象外之象，直把詩人深刻的人生體驗寫了出來，透露出至為沉痛的悲愴。陶淵明雖然“少無適俗韻”，懷有“猛志逸四海，騫翮思遠翥”的宏大抱負，但他生值晉宋易代前后，政治黑暗，戰(zhàn)亂頻仍，國無寧日，民不聊生。迫于生計，他幾度出仕，幾度退隱，生活在矛盾痛苦之中，終于在四十一歲時辭職歸田，不再出仕。如此世態(tài)，如此經(jīng)歷，使他對人生感到渺茫，不可把握。雖然在他的隱逸詩文中，我們可以感受到他的曠達超然之志，平和沖淡之情，但在他的內心深處，蘊藏著的是一種理想破滅的失落，一種人生如幻的絕望。

 

　　“落地為兄弟，何必骨肉親。”承前而來，既然每個人都已不是較初的自我，那又何必在乎骨肉之親、血緣之情呢。來到這個世界上的都應該成為兄弟。這一層意思出自《論語》:“子夏曰：‘君子敬而無失，與人恭而有禮。四海之內，皆兄弟也。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?”這也是陶淵明在戰(zhàn)亂年代對和平、泛愛的一種理想渴求。“得歡當作樂，斗酒聚比鄰。”閱歷的豐富往往使人對人生的悲劇性有更深刻的認識，年齡的增長常常使人更難以尋得生活中的歡樂和激動，處于政治黑暗時期的陶淵明更是如此，這在他的詩中表露得非常明確:“荏苒歲月頹，此心稍已去。值歡無復娛，每每多憂慮。”(《雜詩》其五)但他畢竟沒有完全放棄美好的人生理想，他轉向官場宦海之外的自然去尋求美，轉向仕途榮利之外的村居生活去尋求精神上的歡樂，這種歡樂平淡沖和、明凈淳樸。“斗酒聚比鄰”正是這種陶淵明式的歡樂的寫照，在陶淵明的詩中時有這種場景的描述，如:“過門更相呼，有酒斟酌之。”(《移居》)“日入相與歸，壺漿勞近鄰。”(《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》)這是陶淵明式的及時行樂，與“晝短苦夜長，何不秉燭游”；“不如飲美酒，被服紈與素”；“何不策高足，先據(jù)要路津”(《古詩十九首》)有著明顯的差異，體現(xiàn)了更高的精神境界。

 

　　“盛年不重來”四句常被人們引用來勉勵年輕人要抓緊時機，珍惜光陰，努力學習，奮發(fā)上進。在今天，一般讀者若對此四句詩作此理解，也未嘗不可。但陶淵明的本意卻與此大相徑庭，是鼓勵人們要及時行樂。既然生命是這么短促，人生是這么不可把握，社會是這么黑暗，歡樂是這么不易尋得，那么，對生活中偶爾還能尋得的一點點歡樂，不要錯過，要及時抓住它，盡情享受。這種及時行樂的思想，我們必須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加以考察，“它實質上標志著一種人的覺醒，即在懷疑和否定舊有傳統(tǒng)標準和信仰價值的條件下，人對自己生命、意義、命運的重新發(fā)現(xiàn)、思索、把握和追求。陶淵明在自然中發(fā)現(xiàn)了純凈的美，在村居生活中找到了質樸的人際關系，在田園勞動中得到了自我價值的實現(xiàn)。

 

　　這首詩起筆即命運之不可把握發(fā)出慨嘆，讀來使人感到迷惘、沉痛。繼而稍稍振起，詩人執(zhí)著地在生活中尋找著友愛，尋找著歡樂，給人先進希望。終篇慷慨激越，使人為之感奮。全詩用語樸實無華，取譬平常，質如璞玉，然而內蘊卻極豐富，波瀾跌宕，發(fā)人深省。